陈独秀、王明和毛泽东的学风比较及启示

本文于2011年11月6日作为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提交。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九十年的风风雨雨,九十载的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到南湖,从井冈山跋涉到遵义,从宝塔山下、从西柏坡“进京赶考”。栉风沐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或“左”或右的错误,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引言

  提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发展历程,除了毛泽东,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陈独秀(陈仲甫)和王明(陈绍禹)。他们三人都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都为中共的发展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却也都在犯下过一定的错误。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其本人的性格、早年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三人的家庭条件、性格特点、学习生活各不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未来是会不同的。联系他们早年的求学经历,了解他们的学风差异,我们会找到曾经的中共“领袖”留给我们的启示。

一、陈独秀:皖城志士

  陈独秀自幼成长在家境较为优越的人家,早年生活上不必为吃穿发愁。由于当年陈被祖父逼迫读书,自幼不爱主动学习,生性叛逆,反对封建权威,鄙视形式主义,渴望变革。这一思想,有其积极地一面:助推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封建礼教、迷信,反对旧道德、旧文学观点的产生。同时,也形成了他注重实干,注重实践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可以从陈独秀短文《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广东群报》,1922年5月5日)谈及关于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时所说的看出:

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

  可是,这也正是他后来犯下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反对权威的性格使其一开始就抵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他认为要保证中共的独立性。陈独秀这一意见本没有犯重大错误,但他却从此产生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抵触心理。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更有实力领导革命,因此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来领导;而陈独秀强烈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就潜在地存在一种担心:苏俄将对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实施大额的经济援助。为了获得共产国际对幼小的中共的支持(特别是经济上的),他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去认真总结教训,反而把全部罪责都推到陈独秀身上,片面认为失败完全是因为陈独秀等人的理论水平低,领导能力不强,又不能坚决服从共产国际指挥。而由于陈独秀一直对共产国际有抵触,不满其领导,所以在他离开党的领导职位后便偏激地指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后来他没有正确总结经验、认识错误,反倒企图破坏党和革命事业,最终落了个开除党籍、被国民党逮捕的下场。实为可悲!
  其次,由于他不主动学习,早年的学习生活几乎是荒废了。这导致他的阅读量远少于毛泽东,中国古代的书籍、军事类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独秀读得都较少。因此他的理论水平较低,领导革命中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使得他并没有特别深入了解“暴力革命”的实质,没有想到过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从而在大革命中一味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我党受到重大损失。
  大革命中陈独秀一味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没有想到过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从启蒙到考中秀才,再到后来留学日本、回杭教书、编辑《新青年》等经历中,陈均极少与农民、与贫苦大众接触。他多与胡适、苏曼殊等知识分子交往,所以其后来的革命视野大多局限于知识阶层,没有认识到中国广大的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纵使在李大钊的推动下,陈独秀读了部分马列著作,认识到革命不仅仅要依靠知识分子,还要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但是他骨子里就未把农民放在革命的队伍里,认为农民运动是过于“左”倾的观念从未动摇过。因此,大革命中毛泽东等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建议从未被陈采纳。

二、王明:言必马列的理论家

  王明从小就喜欢学习,古文、八股文都是高手,虽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骨子里依然有着封建的学习思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仍然深深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王明没有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长期的学习生涯使他视读书为最高贵,以读书为最荣耀。后来王明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在苏联的四年,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供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
  学传统的知识靠的是死记硬背,学俄语也是靠死记硬背,王明学习方法十分古板。死记硬背的后果就是王明的思想性受到限制,难以有毛泽东那样的创新性。他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非常透彻,咬文嚼字,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他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绝对的真理,每当他反驳别人时他就引用马克思主义中的话语,让他人难以辩驳。共产国际为使中共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共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
  过于迷信马克思主义,不结合实际,导致王明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取得成功。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去职离党后,王明便乘虚而入,凭借共产国际对其的信任,开始了瞎指挥。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会议;但王明致命的弱点,却是缺乏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特点的把握。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尚不高的环境下,王明犹如“鹤立鸡群”,成了党内的理论“巨人”,他自己也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确实俘获了不少人。因此,后来当他坐镇国外遥控指挥,搞教条主义,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指挥,冒险正面迎战反动派“围剿”,给红色根据地带来了破坏性的打击。

三、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人

  毛泽东生长在一个家境不错的中农家庭。家里生活一般,但不愁吃。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见毛泽东学了算术,已经能识几个字后便不打算让他继续学习,希望他子承父业。叛逆而好学的毛泽东非常反对,经常偷偷摸摸学习,有时也会公然反对父亲。就这样,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反抗权威、反对压迫的思想,这为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埋下伏笔。
  他熟读四书五经,却因科举废除转向新学。新学的富国强民思想给他极大的触动,让他树立了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理想。与王明不同,毛泽东好学却不像王明那样死读书:他阅读广博,古今中外均有涉猎;他除了参加过农业生产实践,还经常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了解社会现状。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日子,毛同他得学长、好友萧瑜(萧子昇)在暑假期间徒步旅行湖南的五个县,出发前却不带一个铜板!在旅行中,他们一路交流谈论各自的思想观点,一路见证人民大众的疾苦和官吏腐败等社会状况,这一切再次深深的触动了身处“象牙塔”的毛泽东。此外,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湖南的进步青年还组织了新民学会,议论中国发展方向,思考民族、国家未来命运。
  这一切都无不反映着一个事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这种学风观念,使他在大革命过程中不断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结合他在湖南农村考察的成果,最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充分反映。
  当然,不能忽视,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早在其青年时代就有所反映。在萧瑜所写的《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Mao and I Were Beggars)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毛和萧的对话。虽然萧的观点是从无政府主义的一面出发的,但是从对话中毕竟也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实现的迫切希望。

  (在中共一大前一天的晚上)
  “(萧瑜)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主义,应该付诸实施。但那需要花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拔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说‘一步登天’”
  毛泽东说:“对于你愿意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非常欣赏。我不能等十年,我更希望早一些实现我们的目标……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

四、我有所思

  陈独秀注重实践、实干的观点充分反映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然而,又不能忽视王明所拥有的那种认真学习、关注理论的精神,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只能是“空中楼阁”。通过比较,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成功秘诀在于比陈独秀和王明读得更博更活:他的思想来自各个流派,不是单一的,单调的,而且他更注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死抠书本,学以致用,敢于质疑权威。这一点也值得现当代的教育予以重视。毛泽东的成功,虽说不只是实现了知行合一,但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
  陶行知强调“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简练却又内涵丰富。一个是不知唯行,一个是唯知不行,一个是知行合一,这就是他们学风的差异所在。这既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也几乎改写了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从上述三个人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做事情必须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地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创新不能停留与笔头,没有亲身经历过,只能导致“纸上谈兵”。要实现创新,既要尊重前人总结的经验、尊重书本、尊重权威,又不能唯上、唯书。创新是对既有理论、实践的突破,要创新就要有批判和发展。我们要密切关注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敢于突破和实际不相符合的成规陈说,敢于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寻找新思路,确立新观念,开拓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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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1
  3. 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3
  4.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5. 朱洪.陈独秀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2003重印)
  6. 毛新宇.爷爷毛泽东.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4
  7. 〔美〕埃德加·斯诺录;翟象俊译.毛泽东口述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2